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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高校科技成果转换
2016年05月19日   《光明日报》( 2016年04月26日 14版) 审核人:

时间:2016年4月13日 地点:光明日报

  编者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老话题,而随着党和国家一系列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法规的出台,这个老话题带给了我们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期教育沙龙,我们邀请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共聚一堂——

科技转化环境正在好转

  李建聪:简单回顾一下最近几年关于科技转化的几件大事:前几年推进中关村等国家自主创新试验区的建设是这一轮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改革的前奏,2014年财政部、科技部、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的关于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分配管理的文件,拉开了改革的序幕,随后在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发布。全国人大修改了《科技成果转化法》,于去年10月1日正式实施。这个期间,国务院及各部门出台了许多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总体来讲,这两年国家高度重视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问题,其外部环境跟以前比是好多了,至少纠正了前几年各部门政策互相打架、无所适从的局面。这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清晰意图,主要是要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在目前这个阶段,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国家寄希望以科技力量去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的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发展。因此,现阶段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可以说是“国之大计”,非常重要。

  张炜: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及国务院的相关规定,在政策上有不少新的突破。对于高校来说,一是扩大了自主权,这将加快成果转化的速度和效率,同时也对成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明晰了产权和利益分配,为办好学科性公司提供了政策依据,也对优化成果转化投融资模式、健全市场导向机制提出了新要求。三是对领导人员转化科技成果进行分类管理,坚持了按劳分配原则和从严管理要求。

戴斌:从2010年的中关村先行先试,到去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及国务院刚颁布的《若干规定》,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最突出的是,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上,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给予了足够的保障,同时也实现了“彻底放权”、“完全让利”,简单来说,只要科技成果的国有属性不改变,从政策上来说,能想到的,都给了,在利益方面,能让的,都让了。我们感觉这个改革的力度、深度、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表明了党和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高度关注,这是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科技人员发展的一个新机遇。

  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仍在

  李建聪:总体来讲,现在科技成果转化的环境好多了,但目前制约和约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是不是都消失了?恐怕也不是。当前需要进一步优化环境、改革体制机制,以及进一步加强政策协调和落实,使“改革的红利”能够兑现。

  从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来看,还有一些不够协调的地方。大家看到在这个领域,各部门都在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科技口是“冲冲冲”,不断出台鼓励性刺激措施;而国资口是“守守守”,严防国有资产流失;纪检口是“抓抓抓”,违纪、违法的当然要纠正;一些大学校长是“等等等”,由于成果转化涉及利益关系复杂,大学领导担心冲得太快容易犯错误;而一些大学教授则是“躲躲躲”,希望远离监管。在目前情况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要实现政府意图还需时日。

   戴斌:在实践当中,我们感觉到政策的制定是关键,但最重要的是能否落地,比如说现在的奖励政策包括科技成果转化法中一些关于奖励的新规定,其实在十年前都已经有了,为什么当年有这些政策,到现在还要再次制定?并且还要先试点再推广?不是政策问题,是政策落实的问题。在这些改革新政策的落实中确实会遇到很多问题、也确实有一些关卡,仔细分析“卡”在哪里:首先一点,不是人为设定的,不是政府部门不作为、卡着你,而是因为政策、制度不配套,还存在国家各部门文件要求不一致、甚至冲突,新的改革措施出来了,但是其他相关部门的制度没跟上,导致新政策与原有的相关政策不一致,或者是新问题,根本就没政策。诸如税收问题、国有资产监管问题等等。另一方面,放权要全程,不能前面放权了,后面还是照旧严管,比方说,国家已将科技成果投资入股的审批权下放给高校、科研院所,并且收益全部归单位,但是学校批完了之后,这部分科技成果变成股权以后,对股权的管理和处置,又回到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之内,要按照原有的程序、权限、方式进行管理、处置,就已经不属于高校权力范围之内,要保值增值,也要把收益的10%上缴国家作为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陈浩:应该说,政策现在大的思路有了,有些还没有转化的政策,从政策到法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李建聪先生概括为“冲冲冲”等等,都是很实际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困境,要创办公司,有些好的老师就面临选择,要么在公司里任职彻底离开学校,要么就回到学校去。这等于是高校一方面引进高层次高水平的人才,一方面又在流失。

  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真的低吗?

  李建聪:这个问题,我认为存在一些误区或者模糊的地方。经常听到有人说,我国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5%或10%,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缺乏全面、严谨的统计。

  在中国的大学,教授做出来一个成果,一般都会去申报专利。美国则不是这样的机制,像斯坦福大学,每周大约有9到10项研究成果由教授向校方进行“信息披露”。经过学校技术转移办公室筛选认定,大约只有5项具有经济价值的项目能够进入到下一步的专利申请阶段,最终只有1项能实现向社会的技术转移。其研究成果的转化率是10%、专利转化率是20%。美国的专利申请费用较贵,维持费用也较高,校方是否将教授的科研成果申请专利,需要由专业机构判断和筛选。而国内高校还没有普遍建立这样的机制。

  而且,我注意到,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约束管控机制,大学老师的许多科技成果及转化情况并没有进入到政府统计之中。这其中有复杂的成因。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率远高于大家所说的5%或10%。更何况,经历过资本市场多轮洗礼,各类风险投资机构、上市公司对高校科技成果都是“挖地三尺”,我怀疑还有多少具有经济价值、能够转化的成果一直锁在柜子里?

  张炜:我也对这个提法保留意见。科技成果转化本身是一个概念,如果分子和分母没有明确的计量方法,那么转化率如何计算?不少文献中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数据都是缺乏依据的。

  从实际情况看,美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到其研发经费的三分之二以上,而我国高校80%的研发经费用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美国高校研发经费中企业投入只占8%,低于我国近30个百分点。因此,对于美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状况,不可估计过高,更不能盲目迷信。

  有一种说法认为,今后政府科研项目的立项,要以形成的成果是否能够转化为标准。如果真是这样,那基础研究主要由谁来投入和支持?按照中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作为根本目的。自主创新包含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远非可转化的项目能够涵盖;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只靠可转化的项目也难以可持续发展。

  所以我认为,要坚持辩证思维,不能把科技成果转化与基础研究对立起来。不能在强调科技成果转化重要性的时候,就批评高校教师脱离实际搞科研;或者在强调原始创新重要性的时候,又批评高校教师功利性太强。

   需要打通几个节点

  李建聪:我认为,当前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是科技成果转化最大的制度性障碍,要加快推进这方面的改革。2008年全国人大制定颁布《企业国有资产法》,没有明确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特别是其中的国有经营性资产的监管立出规矩,在实际工作中,仅仅依靠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来管理,是不够的。在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管上,没有建立和形成经营性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不同的监管办法;在事权划分上,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资产评估备案等事权仍然由中央财政部门控制,高校及企业办事费时费力。应该说,我们的制度改革和管理工作是滞后的,这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构成实质性障碍。例如,教育部直属高校的2000多家企业两年前就开始办理国有产权登记证,但到现在为止,鲜有办下来的。没有产权证,意味着企业拿不到通往资本市场的“通行证”。

  还有加强政策落实的协调和推动问题。比如大学老师获得股权激励的纳税问题,早在2000年财政部、科技部推进高科技企业技术骨干和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改革试点的时候就存在了,获得股权激励的人还没行权就要纳税,这是个老问题。现在政策允许5年以后再交税,但实际执行中不够流畅,如果所在企业发生股权激励的情况,企业在上市前,获得激励的人仍然必须先缴齐税款。这方面改革措施的落实,需要财政和税务部门协力才能办成。

  允许教师离岗创业的政策在实际执行中也有进一步完善的问题。10多年来,我们看到许多经学校批准离开教学、科研岗位去创业的老师,尽管学校允许其回到事业编制内,但基本上回不到原来的岗位。因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脱离原岗位几年以后学术上可能就跟不上了,而且大学教职岗位是聘用制,又有考评制度,回来不一定能顺利竞争上岗。对大学生创业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措施和管理办法,特别是学校方面要做好服务和引导。对大学生开展创业教育和培训非常必要,要让这一代学生具有很强的创新、创业意识,这对国家未来发展十分重要,但对于一部分准备真刀实枪去创业的在校大学生,校方应有措施去帮他,并加以适当引导。我们在组织开展高校和地方大型产学研合作项目——“蓝火计划”过程中,提出构建具有中国高校特色的“师徒创业圈”,让一茬茬的学生到地方接续转化老师的科研成果,是一个重要尝试。

  戴斌:关于政策配套和协调,我说一个亲身经历。2010年,财政部、科技部发布《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办法》,经北理工同意,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为中关村股权激励的首批试点企业。我们拿到文件很高兴,但是当时股权激励没有明确的审批单位。审批问题解决了,还要解决税收的问题,按照当时税法规定,股权激励就像发奖金,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收问题解决了,还有产权交割、工商变更等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一个一个解决,耗费了一年多时间。

  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中关村试点期间,建立了部际会商机制,当时大概有近20个部委来协调推进,建议借鉴中关村的做法,加强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依据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按照简政放权的理念,系统梳理、修订相关的政策和流程,该放的就放,该简的就简,比如:工商部门可否依据高校、科研院所股权奖励的批复直接进行股权变更,不再需要产权交易部门出具交易凭证。

  李召虎:有了好的政策,还需要完善的制度,这才能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的保障新机制。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正面清单,哪些是可以去做的,哪些方面是被鼓励的,这才能让大家不要太多地在那里“冲冲冲”“等等等”。其次,高校需要完善考核机制,能够把科技成果作为我们学校内部管理或者说作为创新性能力评价标准之一,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学校考核机制决定了教师队伍的发展方向和构建队伍能力。再次,目前的这种形势当中,建立容错机制非常重要,任何科学研究的创新,挑战越大,失败的概率也就越大。成果转化也是一样,真正取得成果的人是占比例很小的,所以这种容错机制就显得更难能可贵。我们在转化法当中应该鼓励科研人员离岗或者兼职,来进行基础成果的转化、技术的研发,甚至长年累月的发展。如果没有一个制度保障或者说没有相应的容错机制,是很难给科研人员这种发展空间的。

郜春海:说到容错机制,我们现在的机制还不能充分对高校教师容错。成果转化后的国有资产不能流失,需要保值增值,这样的要求对某一个高校的整体来说,是可以提的,但是不能对高校的某一个具体转化项目提出这样的要求。谈增值保值,我们必须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陈浩:我们现在的政策也好,转化也好,目前采用由上而下的形式多一些,真正要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创造性,还需要多闯出一些有利于自下而上、敢于创新和发展的路子。我觉得关于政策落地,上面有思路,下面有这个渴望,中间却有梗阻,那么就需要打通这个梗阻。

  说到体制的问题,现在科技和教学人才培养结合还不够紧密,谈科技的同志忌讳谈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结合,搞教学工作的同志也常常光谈自己的。所以我们在谈科技成果转化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它对高等学校质量水平提高的重要意义、特殊意义。

  需要厘清几个认识

  陈浩:大家讲到的创新创业教育,从中央到基层都非常重视,让大学生去创业,真正的创业如果没有成果支撑,只是低层次的重复,那就不可能实现高水平的创业。科技成果转化做好了,对创新创业的带动和促进也是明显的。

  李召虎:我认为提高认识、解放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这次提到的收益权改革当中,我们在去年年底做过一个疫苗的成果转化,转让金额2500万元,按照这个成果的收益权分配,40%可以用于科研人员的发展,而那个疫苗的科研团队还非常小,就是一个教授带着学生,也就是说这个教授一次性就可以拿到1000万元。对于这个成果,对于每个人的改革红利都是转化到产业当中,而不应盯着这个改革当中的权利受益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解放思想要确实从思想上认同转化,让科研人员有收益,而且是高收益。

  谈到成果转化,我觉得还是要提高认识,要从源头上加强这种以质量为导向的创新能力建设。科研成果转化的成效与这个成果的质量是密切相关的。提升成果质量、创新科研能力是我们加强成果转化的基础,没有好的成果,是转化不出来好产业的。

   张炜:作为一所历史上以工科见长的高校,我校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徐特立老院长提出了教学、科研、经济“三位一体”的办学思路。当时边区物资匮乏,师生们千方百计去解决问题,除了研制和维修武器装备,马兰草造纸、新方法制盐、发现南泥湾,是为边区经济建设作贡献的三个典型事例,用现在的话讲,这就是科技成果转化。

  近年来,我校授权国防专利全国高校第一,为成果转化奠定了基础。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新政策,我们要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多作贡献。要努力为供给侧改革作贡献,不断增强科技成果的源头供给和转化能力;为创新驱动发展作贡献,成果转化就是创新的一种形态;为军民融合作贡献,着力研发和加快转移军民两用技术;为京津冀协同作贡献,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为“一带一路”战略作贡献,开展跨区域、跨国间的科技成果转化。

  另外,我们讲“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最后一公里”在哪里,需要研究。不过中试不是“最后一公里”,因为中试的完成并不意味着转化出成果。成果转化成功与否,还要看工程应用、产业化、商业应用方面的成效。

  成果转化,企业与高校谁做主?

  郜春海:其实,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主体。一般来说,基金项目包括科技项目启动一定是在学校,不过一旦走到中试的阶段或者走向工程化以后,一定是以企业化为主体。但是,我们的高校总想做牵头的,可是项目都走到后期了,哪个企业愿意再跟你高校走?反过来,如果企业一开始就充当这个科研项目的主体,高校为什么要陪着你企业玩?

  铁路这一块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据我了解,北京交大这么多年一直很难拿到项目,基本上都是企业去拿项目,而企业拿到1000万元的项目,回来分给学校也有100万元,学校即使多要一些钱,它也花不了,而企业拿了这么多钱干什么?买最好的实验室装备。现在,企业的实验室比大学的实验室都还要好,但是你企业建实验室却没有相应的充足的研究人员。毕竟实验室不是拿来展示的,它是一个厨房得做菜,要做菜却没有那么多厨师,我们现在去行业内企业去考察,非常好的实验室没有几个人在里面。所以我认为,真要强调科技转化中的主体,我们首先还是要重视高校,高校比企业有更强的科研力量。

  我们现在很多的高校的专利拿过去,企业接不住,反过来说这个东西不值钱,然后又回高校折腾。原来我在高校也干了很多小的项目,结果转化不出去。最后认识到,成果要转化为商业的,转化给企业直接用上的,第一要有专利,第二要有相应的转化这些技术的所有配套标准和实施细则。从高校这边来说,实现科技成果转化,高校要做的事情还有不少,比如说高校你声称这东西好,你就得展现出来,你得告诉企业,至于这个成果怎么卖,那是企业的事。去年我在斯坦福大学参观,学校拿出一个地方,为期一两个月的科技成果展示都在那里进行,当时他们做了一个绿色建筑的布置,从房顶到内部都是学校的老师带着学生建的,建好之后开放,邀请社会的各种企业去看其中的各种创新成果。我们现在还没有太多这样的表现形式。

张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有多种方式。去年以来,包括光明日报在内很多媒体多次报道我们的毛二可院士和理工雷科公司,为什么舆论这么感兴趣?可能主要是大家关注其运作的方式、转化的成效、利益分配机制。理工雷科的实践,证明学科性公司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我校杨树兴教授团队将多年研究的成果转让给企业开发经营,也是非常成功的案例,同样值得宣传和推广。

毛二可:国家对高校的发展要求,就是培养创新人才、开展基础研究、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提高国内外学术声望,所以目前来说高等学校考评体系以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国际化为主。

  我们这个团队长期搞雷达和信号研究,几十年来,做了很多的技术工作。我们认为,国防军工高校在行业里有比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而这些方面都是需要投入较多人力、物力的,要求人员配备层次齐全,既要有高层次的教师、教授,还要有工人、管理实验室的辅助人员等。如果团队配备跟不上,光凭几个高水平的老师,是不能给国家做出能够真正应用的成果的。

  可是在目前高校现有的考评体制下,人员引进特别是辅助人员引进有很大困难。我们决定在保持系统研发优势上,强化基础研究。保持系统研发优势,就必须破解高校现有人事制度和人力资源瓶颈。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2011年提出成立学科性公司,在学校的支持下,理工雷科公司成立了。成立公司以后,各层次人员得以保证,同时释放了学校人力资源,也加强了我们搞基础研究的能力,使高校教师特别是新进教师从技术、系统研发转向基础研究,並初步实现了人才培养国际化,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为国家经济转型、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形成了人才培养、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的全链条闭环。

  李召虎:毛二可院士说学科性公司比较成功,解决了团队配套难题。这涉及我们整个配套的人才队伍建设问题。人才团队需要一个配套的服务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构建在我们大学当中可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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